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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丈之堤:一張輪椅的例外,如何長成一座隱形港口

Bloomberg Odd Lots 請來《紐約時報》伊朗特派與 Iran International 數位主管,談他們的新書《Stolen Revolution》。這集不談油價,談的是一個經濟體裡最難定價的東西——當企業成功到某個門檻就會有人來敲門要股份,最適策略就變成不要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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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實魔幻油畫封面:一道巨大的古老堤壩橫過畫面,堤面上一個極小的蟻穴正滲出細細的水線;遠處堤後是一座燈火通明卻沒有標示的港口,貨櫃在夜色中被無聲吊起

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
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
—— 《韓非子・喻老》

這集在講什麼

來賓是兩位長期報導伊朗的記者:Yeganeh Torbati(《紐約時報》伊朗特派)與 Bozorgmehr Sharafedin(Iran International 數位主管)。他們花了五年半寫成新書《Stolen Revolution: Betrayal and Hope in Modern Iran》。

主持人 Joe 開場很坦白:談伊朗經濟的時候大家只會談石油,但一個伊朗中產階級的日常經濟生活長什麼樣子,他幾乎一無所知。這集要補的就是這一塊。

我聽這集不是為了伊朗——是為了「制度風險」這個維度。它是我看過對這件事最具體的一次拆解。

原集連結(建議聽原文)How the Iranian Economy Actually Works

摘要重點

先定義什麼叫「黑手黨式國家」。 來賓的定義很清楚:一般社會裡公民是平等的,同樣分享國家的財富;而在黑手黨式國家,社會是分層的,公民依照對體制的忠誠度獲得回報

這個邏輯甚至延伸到外交政策。在這套價值排序裡,一個在黎巴嫩或葉門的代理人成員,比一位德黑蘭大學的批判性教授更忠誠,所以更應該分到國家的資源。這就是為什麼伊朗國內會出現那種爭論:政府說付不起學校的免費牛奶,卻付得起給區域代理人的錢。

1979 年革命承諾的,恰好是相反的東西。 革命聯盟一開始是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有伊斯蘭派、有共產派、也有只是覺得國王踐踏人權的世俗自由派;工人階級是很晚才加入的。何梅尼刻意挪用了左派最有效的論述(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加上伊斯蘭色彩),承諾照顧窮人:免費電力、免費公車、蓋房子

而近十到十五年的變化是——政府連裝都不太裝了。2017 年之後,不滿不只出現在中產階級,也出現在真正貧窮、真正在掙扎的人身上。

經濟本身其實比想像中多元。 除了石油,伊朗有汽車工業、有兩伊戰爭後建起、一度領先中東的鋼鐵廠、有龐大的農業部門。這些產業效率不高、幾乎沒有外資,但它們提供就業——在制裁之下這件事非常重要。

真正的轉折是控制權從「正式國家」移到「影子國家」。 這些產業一開始歸屬於西方人認得出來的那種政府:有部會、對國會負責。後來控制權逐漸移到與安全部隊連結的實體——由教士掌握,但不對政府其他部分負責

假私有化。 革命後有一波大規模國有化(航運、礦業、銀行);十幾二十年後政府決定私有化。問題是沒有發生真正的私有化:靠近權力核心的人以極低價格接手。而且很多工廠接手後沒有復產——機器被賣掉,土地改建成住宅公寓

私人企業有一個天花板。 這是這集最重要的一句話:

如果一個生意成功到超過某個門檻,你會看到安全部隊來敲你的門。他們要他們那一份。

來賓自己用了黑手黨電影的比喻:你開一家很成功的餐廳,他們就會來收。

接下來是那張輪椅。 革命初期依何梅尼之命成立了一批宗教基金會(bonyads),名義非常正當:把財富分配給窮人、照顧兩伊戰爭烈士的家屬與傷兵。

書裡追的其中一位人物,當年是某個基金會的負責人。他想進口德國輪椅給戰爭傷兵,但工業部長反對,理由是進口會傷害國內生產。而他當時同時是國會議員——於是他直接在國會通過法案,讓基金會可以不受政府監督、不受審核地進口任何東西。他的理由是要維持基金會的「革命性質」,不該被官僚與繁文縟節綁住。

進口輪椅給傷兵,這是個值得稱許的動機。但這一步真正確立的,是**「這些基金會凌駕於法律之上」這條原則**——私人公司沒有這些權利,與政府無關的實體也沒有。

然後這個例外長大了。 幾十年後,同一個人成為國會議長。在改革派時期,他發現了所謂的**「隱形港口」**:革命衛隊在伊朗南部擁有專屬的碼頭,可以不受政府監督、不經審計、不繳稅地進口任何東西

2004 年的機場事件是全集最戲劇性的一段。 伊朗要開一座新機場——革命前就開始規劃,因革命與戰爭延宕多年,本來要用來對標杜拜與伊斯坦堡。

開幕當天,革命衛隊把裝甲越野車開上跑道,阻止第一架飛機降落。運輸部長苦苦哀求才讓它落地。第二架飛機要進場時,他們派出一架戰鬥機威脅,那班機被迫轉降別處

原因是:衛隊想拿下機場的營運合約,但他們出的價格不是最好的,政府把合約給了一家土耳其-奧地利公司。結果機場被關閉數月、形同禁航區,重開時改由國營公司營運。國會寫了報告,但沒有任何人為此被究責

這套結構為什麼特別難撼動。 來賓指出一個與蘇聯等體制不同的關鍵:這些機構最終只對一個被視為神聖、權力來自神的人負責。軍隊與大型基金會都只向他報告。而——你要怎麼質疑真主代表的權威?

疫苗那段,是意識形態與私利無縫融合的教科書案例。 2020–21 年疫情期間,伊朗是受創最重的國家之一。最高領袖決定禁止進口多數西方疫苗;幾乎同時,政府啟動自製疫苗計畫——而拿到那紙合約的,是最高領袖控制的企業集團

來賓的評論很持平:他對美英動機的懷疑可能是真心的。但同一個決定製造了短缺,而他的集團正好出來救場,並從政府合約中獲利

制裁的副作用是把不透明制度化。 幾十年的制裁讓體制內部更不透明,各派系藉機瓜分業務、證明自己「不可或缺」。有個例子很直接:政府付不出錢給警察與軍隊,於是給他們石油。來賓給的估計是——現在大約一半的伊朗石油出口,是由革命衛隊在經手。

新創那一章讀起來最讓人惋惜。 伊朗是中東第二個接上網際網路的國家(僅次於以色列),人口年輕。2010 年代 Rouhani 政府開放 3G/4G,手機數據普及,app 生態瞬間起飛。

制裁在這裡意外地變成一道保護牆:Amazon、Uber、Lyft 都進不來,於是一個八千五百萬人的市場完全留給本土業者。伊朗版的 Amazon(Digikala)、伊朗版的 Uber(Snap)、外送平台都長了出來。2015 年核協議簽署後,外資湧入,大家把伊朗當成「最後一塊處女地」,覺得這可能是下一個俄羅斯、下一個中國

(有個技術細節很妙:Snap 為了上架 Apple App Store,把 app 偽裝成音樂串流服務,只有用伊朗 IP 登入時才會顯示叫車功能。後來被 Apple 擋掉了。)

然後反撲來了。 先是神秘的 Telegram 頻道開始對新創創辦人放指控;接著是訊問、逮捕、辦公室搜查。同時,一腳踩在安全體系、一腳踩在私部門的中間人(前國防部官員、基金會董事之類的角色)開始上門提議:

給我們 5% 的股份,我們保護你,讓這些指控和風險不要落到你身上。

書中為這一段訪談了七十多人。他們的心境是:覺得被圍攻、覺得處境危險、想保住自己的公司、想繼續提供那些中產階級的工作機會。所以有些人接受了。

結果:伊朗版 Uber 把很大一部分股份賣給了其中一個基金會;另有一家共乘公司乾脆由革命衛隊出資成立;而幾年前,伊朗版的 Amazon 賣掉了 40% 股份給一家部分由基金會持有的電信公司。

最後那句,我覺得是整集的鑽石。 主持人問:這麼多互相衝突的勢力,一個生意人到底要怎麼應對?來賓的回答是:

伊朗不只是一個腐敗的國家,也不只是一個威權國家——它還是混亂的。而我認為,混亂對商業的毒性,幾乎超過其他任何一項。

他做了一個對照:在中國,如果你跟執政黨達成理解,大致就可以走了;在伊朗,即使你跟某個人談好、賣了股份,這是黑手黨結構沒錯,但底下還有一堆分堂主,他們彼此競爭,而且權力每天都在變

另一位來賓補了一個希臘神話的比喻:他重讀《奧德賽》時發現,宙斯並沒有絕對權力,他得在眾神之間斡旋。奧德修斯有些神幫他回家,有些憤怒的神擋著他。伊朗的最高領袖也是這樣。

延伸想法

一、當「成功會被抽成」,最適策略就變成「不要長大」。

這集最有價值的一句話是那個門檻:生意做到超過某個規模,就會有人來敲門。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這個經濟體裡每一個理性的創業者,最好的策略都是把公司維持在門檻以下。這一句話就解釋了很多開發中經濟體共同的長相:小企業非常多、非常有活力,但長不出大公司

我把這條抽象成一個更通用的檢查:看一個環境能不能長出偉大的公司,先看它對「已經很成功的公司」怎麼處理。 這比看 GDP 成長率或人口紅利有用得多,而且不只適用於國家——適用於任何有資源分配權的組織。

二、混亂比腐敗更毒——這條對投資人特別重要。

我以前會把「腐敗」和「不可預測」混為一談。這集把它們分開了,而且分得很好:

  • 可預測的腐敗是一種成本。你知道要付多少、付給誰、付完之後能拿到什麼。它讓報酬率下降,但它可以被定價
  • 不可預測的多頭政治是一種風險。你不知道今天談好的人明天還有沒有權力、也不知道下一個上門的是誰。它無法被定價,所以理性的資本只能離開

商業需要的不是廉潔,是確定性。這解釋了為什麼有些名聲不佳但規則穩定的地方能吸引資本,而有些看似在改革、但派系天天洗牌的地方吸引不到。

三、一個立意良善的例外,就是螻蟻之穴。

整集最讓我停下來的是輪椅那段。進口輪椅給戰爭傷兵——這個動機無可指責。 但為了達成它而創造的那條例外(這類機構可以不受政府監督),最後長成了革命衛隊的隱形港口。

我覺得這是所有制度設計最普遍的失效模式:例外從來不會停在它被創造出來的那個用途上。 你為了一個好理由開的門,之後會被用在跟那個理由完全無關的地方,而且通常是被下一批人用的

這對我自己的工作直接成立。我建立任何一條「這種情況可以跳過檢查」的規則之前,該問的不是「這次跳過合不合理」,而是**「當有人用這條規則做我完全沒想到的事情時,我還撐得住嗎?」**

四、資源按忠誠分配,資本配置就會跟生產力脫鉤。

來賓那句話講得很直接:在這種結構下,真正最有才能、最有績效的公司,不是那些爬到頂端的——爬上去的是那些夠聰明、懂得把足夠股份賣給某個有力實體以換取保護的公司。

這跟我前一篇寫私募信貸與保險時記下的那條是同一件事的兩種版本:當評價系統測的不是品質,好東西的優勢就會被競爭抹平。 那邊是評等不透明,這邊是忠誠優先於績效。兩者都會讓誠實的人變成傻瓜。

五、制裁那道牆,兩邊都擋。

制裁把 Amazon 和 Uber 擋在外面,意外給了本土新創一個八千五百萬人的保護市場——這是它們能長出來的原因。但同一道牆也意味著:當安全部隊上門要股份時,這些公司無處可去。 沒有國際資本市場、沒有海外上市、沒有把總部搬走的選項。

保護與囚禁,常常是同一道牆的兩面。 這句話值得放在任何一個「政策紅利」的討論旁邊。

六、無法被質疑的權威,就是沒有回饋迴路的系統。

權力來自神,所以不能被問責;不能被問責,所以錯誤不會被修正;錯誤不會被修正,所以它會複利。國會寫了報告,然後沒有人被究責——這句話本身就是整個系統的診斷。

這件事我這半年在自己的工作上體會很深,只是規模小得多:任何一個不必對答案的判斷,都會慢慢變壞。 不是因為做判斷的人不誠實,而是因為沒有東西在推著它回到現實

可以參考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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