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全球化之後，我們選了比較容易的那條路

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己。
—— 《孟子・離婁上》

這集在講什麼

來賓是 Branko Milanovic——紐約市立大學研究教授，全球所得分配研究做了三十年，「大象曲線」就是出自他手。新書叫《The Great Global Transformatio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他說寫這本書某種程度上是在寫自傳，因為他這輩子記得每一個秩序：1974 年的「新國際經濟秩序」與它的失敗、美國在經濟軍事政治乃至意識形態上都獨強的單極時刻、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現在他正在見證第四個秩序的誕生。

原集連結（建議聽原文）：Branko Milanovic on What Comes After Globalization

摘要重點

他給新秩序的名字是「國家市場自由主義」。 為什麼還叫自由主義？因為被拆掉的只有國際那一層。

在國內，政策仍然是自由主義的：自由定價、競爭；社會政策上仍然談平權與身分認同的平等。但國際那一層——自由貿易、低關稅、資本與商品的流動——被整個砍下來，換成本質上重商主義的政策：以鄰為壑，零和，甚至負和。

他的觀察是：從這個角度看，川普、馬克宏這些政府，在國內其實是在延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

他很誠實地講了自己犯過的錯。 1989 年他遇到 Jeffrey Sachs，說自己在寫的東西是**「試圖拯救社會主義」**——他的類比是凱因斯：注入一劑社會主義來保住資本主義的框架，那麼引進市場機制也可以保住社會主義的框架。

Sachs 看著他說：「我是要埋葬社會主義。」

他承認自己那時錯了。但他補了一句我覺得很妙的話：也許他其實是對的，只是他當時心裡想的是東歐與蘇聯——而真正發生的是中國。

中國的高成長，現在會增加全球不平等。 這是他這幾年講給中國年輕人聽、對方幾乎當成侮辱的一件事。

邏輯是這樣：1990 年到幾年前，中國是全球不平等的自動縮減器——大國、仍然貧窮、成長快，所以它追上來會拉近全球差距。但現在不是了：中國離蘇丹、衣索比亞、剛果越來越遠的效果，已經強過它離美國越來越近的效果。

他說對方的反應是：「你是說我們不該成長？」他的回答是：這是算術，不是價值判斷。你們的國家要變得太富了。

那個「兩個層次」的區分，是我這集學到最好用的框架。

• 國家層次：中國的 GDP、國家的重要性——這是所有新聞在談的
• 個人層次：三十年來第一次，西方所得分配的下層，在全球排序裡往下滑

他舉的例子非常具體：一個位於義大利所得底層十分位的人，以義大利標準不算富，但三十年前他在全球第 70 百分位；現在他掉到第 55 百分位。

而他的比喻我很喜歡——如果義大利打進世界盃，現在這個義大利人買不起票去看；三十年前的他買得起。

所以「中國」這件事在兩個層次上同時作用：國家對國家的抽象層次，以及你對上那個中國人的個人層次。

接下來是全集最刺人的一段。 大象曲線的重點是：西方中產階級的人均成長率大約 1% 一年，非常不好；西方頂層很好（柯林頓時期 3% 以上）；中國很好。

那麼一個政府坐在那裡，有兩條路可以選：

1. 反求諸己：課富人的稅、做財富移轉、認真做勞動力再訓練、把資源投回公共教育——而不是繼續讓億萬富翁資助的名校主導
2. 或者說：看，中國在痛宰我們，所以我們去對付中國。他們偷智慧財產權、他們做了這個那個。

最後做的是第二個選擇。

他被問為什麼，他的回答很坦白：「也許政治上比較容易吧。」 他認為 2016 是分水嶺——川普當時對中國採取的許多政策，在拜登任內延續了下去，只是做法比較聰明。之後就是加速。

主持人追問「本來可以走另一條路嗎」，他說：完全同意，本來可以走向更社會民主式的資本主義，而不是走進這種國族式的自由主義。

Homoploutia：他發明的一個詞。 直譯大概是「同財」。研究的是美國前 10%（約三千萬人）裡的一個新現象：

同時位居勞動所得前 10%、又位居財產所得前 10% 的人，比例正在快速上升。

他強調這是新的。十九世紀有 JP Morgan 那樣的巨富，但他們技術上不是勞動者——他們的所得是資本所得。而現在有一整個相當大的上層中產階級，在兩種意義上同時富有。

這個階級的特殊性在於它把三樣東西合在一起：捍衛私有財產的資本家立場、相信自己的高薪是憑本事掙來的功績主義、以及勤奮倫理。他說這在資本主義歷史上是新的組合。

而且他們把這些優勢傳給小孩，並相信小孩也應得。這造就了一個他形容為**「難以撼動」的精英階級——股市跌了，他們還有勞動所得。**

「親民的精英」（folksy elites）。 他觀察到這個階級很喜歡展現自己不算精英：強調自己念的是公立大學（雖然是全國最好的公立大學之一、而且極為富有）、強調自己工作很努力。而後者其實是真的——他的資料顯示工時隨時薪上升而增加。

他們確實很努力、確實念了很多書、確實覺得自己應得。主持人 Joe 在這段接得很誠實：「我覺得我就是那個階級。我真的工作很努力。」 然後補了一句：但我的小孩不應得，他們被寵壞了，他們沒做什麼就享有這種生活方式——「不過我還是會這樣做，因為沒有人會跟自己的小孩作對。」

中國精英的組成，四十年間完全翻轉。 這組數字我覺得非常震撼：

• 1988 年：中國城市人口前 5%（他們定義的精英）的所得，三分之二來自國企、政府職位與共產黨職位
• 到 2018 年，以及 2023 年的資料：完全反過來——三分之二來自私部門工作與私人公司的專業職位，只剩三分之一來自國企、黨與政府

他拿英國做對照：經濟史家 Bob Allen 研究 1688 到 1900 年英國資本家階級的成長，形狀一模一樣——人數從少變多，相對所得從低追上來。差別是英國花了一百五十年，中國花了四十年。

他對中國軟實力的判斷很有意思。 他認為中國在文化上是孤立主義的：中國的經濟學家、作者幾乎只寫中國；他在中國的出版商跟他說，中國讀者不太想讀跟中國無關的東西，所以不談中國的書很難賣。

他的推論是：如果你不研究別人、不寫關於別人的書、不去形塑別人如何看待自己，你的軟實力就有限。 他舉的反例是蘇聯史學家 Richard Pipes——1989 年他到蘇聯時被奉為「史上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因為他的書影響了俄國人怎麼看自己的歷史。

歐洲那段他講得毫不留情。 他說歐洲要繁榮需要兩樣東西：便宜的能源（過去四五十年歐洲成長的燃料），以及移民（因為人口在下降）。

而歐洲的選擇是：因為戰爭切斷俄羅斯能源、改買貴得多的美國能源；同時越來越不要移民。「他們需要人，卻不想要人；他們需要便宜能源，卻決定把能源切掉。」

至於歐洲精英為何開始同意川普對中國的看法，他的說法很傳神：很多人是把川普當成籠子裡的老虎——你跟老虎關在一起，你只想活到老虎離開為止。所以你會安撫牠、說牠很偉大，但你並不真的那樣想。

樂觀情境他也給了。 如果烏克蘭與中東的戰事能停下來，至少排除了大戰的可能（一旦大戰爆發，所有推論都失效）。那時可以開始重新設計經濟體系——類似一次新的布列敦森林，讓中國、印度有更大的影響力，而歐洲會少很多，因為現行國際組織的席次反映的是 1945 年，當時歐洲還是殖民強權。

延伸想法

一、政策不是由最優解決定的，是由政治阻力最小的路徑決定的。

那兩條路的對比，是我今年聽過最有解釋力的一段話。面對中產停滯，課富人稅與重建公共教育是對內的、痛的、要跟本國最有權勢的人打架的；而對付中國是對外的、有共同敵人的、選票上划算的。

「也許政治上比較容易吧」——這就是答案。

我把它記成一個通用的預測工具：當你想預測一個組織會怎麼回應壓力時，不要問哪個方案最好，要問哪個方案的內部阻力最小。 國家如此，公司如此，我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時也是如此——我修工具的意願，總是遠高於修習慣的意願。

二、「國家層次」與「個人層次」要分開看，因為它們常常方向相反。

義大利那個例子很鋒利：義大利這個國家在全球排序裡沒有掉那麼多，但義大利底層的那個人，從全球第 70 掉到第 55 百分位。

這解釋了一件我一直覺得矛盾的事：為什麼在總體數據看起來還可以的國家，政治上的憤怒卻那麼強。因為人不是活在 GDP 裡，是活在「我跟世界上其他人比起來如何」的感受裡，而這兩件事可以往不同方向走。

對投資而言，這是一個關於政策風險從哪裡來的框架：不是從經濟數據來，是從那個掉了 15 個百分位的人來。

三、Homoploutia 是我這半年在做的事的名字。

我讀到那個詞的時候有點被戳到。同時擁有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那不只是「有錢人」的描述，那也是我自己正在走的路：一邊靠專業能力工作，一邊讓資本部位獨立運作。

但 Milanovic 指出的那個副作用值得警惕：這個組合會讓人同時擁有資本家的立場與功績主義的自我認知——「我的錢是我賺來的，所以我配得上」。這種自我認知會讓人看不見結構性的部分，而且會傳給下一代。

我的版本是：當我的投資做得好時，我要能誠實分辨哪些是判斷、哪些是市場的 beta、哪些純粹是我出生在能買美股的地方和時代。這個分辨做不到，我的下一個判斷就會過度自信。

四、四十年 vs 一百五十年——中國精英構成翻轉的速度，本身就是一個風險變數。

從「三分之二靠體制」翻成「三分之二靠私部門」，英國花了六個世代，中國花了兩個世代。

這對投資的意涵不是看多或看空，而是：當一個社會的精英構成在兩個世代內完全換過一遍，這個社會的政治偏好、風險承受度與對政策的反應方式，都沒有足夠長的歷史可以外推。 任何拿歷史類比來預測它的做法（像日本、像戰後美國、像蘇聯），都應該打折。

五、軟實力來自「願意研究別人」——這條對做內容的人是直球。

他說中國軟實力有限，是因為不研究別人、不寫關於別人的書、不去形塑別人如何看待自己。而 Richard Pipes 之所以被奉為大家，是因為他影響了俄國人怎麼看自己的歷史。

這句話對我這種寫東西的人是很直接的提醒：影響力不是來自把自己的東西講得多好，是來自你能不能提供別人理解自己的框架。 我寫這些聽後心得，價值也不在轉述了什麼，而在有沒有給人一個他自己想不到的角度。

六、歐洲那段，是「同時要兩個互斥的東西」的教科書。

需要便宜能源卻切斷它；需要人口卻拒絕移民。這不是笨，是不同的選民在不同的議題上各自贏了一次，加起來就成了一個內部不一致的組合。

這件事在個人層面也天天發生：我想要高報酬又不想要波動、想要專注又什麼都不想放掉。差別只在於國家的不一致要付幾十年的代價，我的不一致下個月就會被打臉。

可以參考的資料

• 原集：Odd Lots — Branko Milanovic on What Comes After Globalization
• 新書：Branko Milanovic，《The Great Global Transformatio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2026）
• 同一批聽的另一集，講風險如何在制度之間搬家：藏舟於壑：2008 之後，我們把風險搬去了哪裡
• 文中《孟子・離婁上》那兩句，是我自己讀這集時想到的註腳，不是節目內容

---

免責聲明：本文為個人聽後心得與學習筆記，屬教育性內容，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要約或招攬，也不代表對任何國家或政治立場的評價。文中所述觀點與數據均轉述自公開節目內容及來賓的公開著作。投資有風險，請依自身財務狀況與風險承受度獨立判斷，必要時諮詢合格專業人士。引用內容版權屬原節目所有，鼓勵收聽原文、支持創作者。

Markdown 原文

本文為投資方法論的教育性分享，不構成任何個股買賣建議、不提供目標價、不針對當期標的。投資有風險，任何決策請自行判斷或諮詢合格的專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