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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d Lots 聽後心得:紐約掃垃圾,卡在一張 1811 年的街道圖和一台沒人造的卡車

破曉前的紐約街道,近景一排上鎖的街邊垃圾容器沿著路緣往深處退去,一輛側裝收運車的機械臂舉到一半停在半空,濕路面把街燈拉成長長的反光

2026 年 11 月 9 日這集《Odd Lots》,Tracy Alloway 與 Joe Weisenthal 請來紐約市清潔局副局長 Joshua Goodman,談這座城市怎麼把垃圾弄走:每天 2,400 萬磅的垃圾、回收物與廚餘,七萬個街區的體積分析,一台十個月拼出來的側裝收運車,以及停車位衝擊從十五萬個修正到約三萬個。2025 年 6 月從西哈林開始,承諾 2031 年底前鋪完 59 個社區區,而紐約走年度預算,承諾不等於撥款。教育性心得,不含投資建議、不喊單、不給目標價,個人判讀可能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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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1. 把髒亂當成沒人想管,抄一份巴塞隆納就好
  2. 1811 年沒留巷子、1968 年選了塑膠袋,然後北美找不到那台卡車
  3. 擋住一件事五十年的,可能是一層沒人去量的資料
  4. 可以參考的資料
  5. 帶得走的一件事

破曉前的紐約街道,近景一排上鎖的街邊垃圾容器沿著路緣往深處退去,一輛側裝收運車的機械臂舉到一半停在半空,濕路面把街燈拉成長長的反光

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幸福的。

—— 《薛西弗斯的神話》・卡繆・1942(筆者自譯)

2026 年 11 月 9 日這集《Odd Lots》,Tracy Alloway 與 Joe Weisenthal 請來紐約市清潔局副局長 Joshua Goodman,談這座城市怎麼把垃圾弄走。Goodman 說清潔局每天收運、處理、外運 2,400 萬磅的垃圾、回收物與廚餘,而把垃圾收進街邊大型容器這件歐洲與亞洲城市做了幾十年的事,北美至今沒有一座城市做過。紐約 2025 年 6 月從西哈林的第一個社區區開始,2026 年秋天進到布魯克林第二區,市長承諾 2031 年底前鋪完 59 個區。他同時講明這個承諾的限度:紐約走年度預算審核,錢沒有躺在帳上,承諾是目前拿得到的最強版本。

把髒亂當成沒人想管,抄一份巴塞隆納就好

我原本的想法簡單到有點傲慢。紐約街上那一袋一袋的黑色垃圾袋,我當成治理鬆散的症狀:這座城市有全世界最貴的房地產、最密的人口,卻讓居民把廚餘擺在人行道上等天亮。照我的解釋,這是沒人想認真處理,久了大家也就習慣了。既然歐洲城市早就把垃圾收進街邊容器,巴塞隆納、阿姆斯特丹做了幾十年,那紐約要的就是抄一份過來。

這個舊想法底下還壓著兩個更淺的判斷。一個是我把回收當成演給市民看的戲——分類了半天最後倒進同一個坑,這種說法我在社群上看過太多次,順手就收下了。另一個是我以為收垃圾談不上立場:拉瓜迪亞市長那句「收垃圾沒有共和黨的收法和民主黨的收法」聽起來天經地義,垃圾要嘛被收走要嘛沒被收走,哪來的意識形態。

Goodman 在節目裡把這句名言拆了。他說它明顯不成立,一旦開始解剖就會發現,一項動用全市公共空間的物流工程逃不掉意識形態;那句話把事情說成「收了/沒收」的二元,低估了背後的規劃量。他舉的對照是:一個人在公共空間裡主要是坐在車上,還是用腳走路?對他來說老鼠是街頭奇觀,還是每天要面對的現實?你把誰放在前面,答案就不一樣。他說早上出門走過一條髒街,人心裡第一個念頭是沒有人在乎我,而他不打算責怪這樣想的人。

1811 年沒留巷子、1968 年選了塑膠袋,然後北美找不到那台卡車

翻掉我舊想法的第一件事,是紐約的垃圾袋有一條可以追的來歷。

Goodman 點了兩個關鍵事件。第一個是 1811 年的街道規劃。他說在紐約,唯一不可再生的資源是公共空間,地方就是那麼多;而 1811 年那張方格街道圖沒有畫巷弄。芝加哥的密度和紐約接近,大多數建築後面都有巷子可以放垃圾——他順口講了一個我喜歡的細節:電影裡設定在紐約、有人從黑暗巷子裡跳出來的鏡頭,那條巷子多半在芝加哥拍的,或者在洛杉磯的棚裡搭的,因為紐約沒有巷子。樓後面沒有存放空間,垃圾只能往人行道去。

兩個街區俯視圖並排,左邊芝加哥的兩排建築中間有一條巷弄,垃圾堆在巷弄裡;右邊紐約的建築背對背相連沒有巷弄,垃圾只能堆在臨街的人行道上。

第二個事件是 1968 年的清潔隊罷工,紐約最後一次大型清潔勞資行動。罷工期間的垃圾量遠超過街上那種金屬垃圾桶裝得下的程度,收場之後林賽市長組了幾個小組研究後遺症,其中一個小組的名字叫黑袋委員會。他們研究當時剛問世的塑膠垃圾袋,而塑膠業把它當成防鼠產品推銷。Goodman 說那個年代的報紙報導裡,有人驕傲地宣布從金屬桶換成黑袋可以減少老鼠、又能釋出公共空間;事後很快就看得出那是錯的,而紐約又花了大約五十年才認真找新解法。這段是整集對我最有用的地方:一個城市街景裡最顯眼的特徵,可以是一次危機處置加上一個產業的行銷話術留下來的,然後沿用半個世紀。

一條 1800 到 2040 的時間軸,1811 與 1968 各一個點,1968 之後是一段幾乎占滿全軸的空白區段標示沒有新解法,直到最右端才擠著 2025 與 2031 兩個很近的點。

第二件讓我改想法的,是他們發現自己缺了一層資料。清潔局是個吃資料的單位,手上有將近一個世紀的垃圾重量紀錄,因為重量長期是他們衡量效率的主要指標。可是容器化問的是體積:一個容器裝不裝得下這個街區一天的垃圾,答案在體積裡。兩者之間沒有現成的換算,所以他們做了七萬個街區的體積分析,到街上去量垃圾堆,再把一個世紀的重量換算成體積,順便量街景本身。

上排兩個磅秤的指針落在同一個位置,但秤上一邊是小而密實的方塊、一邊是大而蓬鬆的方塊;下排同一個容器輪廓,密實的那塊放得進去還有餘裕,蓬鬆的那塊超出容器口。

你知道一個街區多長,可是容器不能擺在車道開口前面,不能擋消防栓;而他們選了側邊裝載的卡車,於是還得算樹冠高度,機械臂舉起來不能撞到樹。容量上他們多留一天的量,因為聖誕節隔天的垃圾會是平常的好幾倍。

街道側視剖面圖,容器沿路緣排開,一條虛線標出樹冠下的機械臂活動上限,車道開口與消防栓前方留空不放容器,容器上方另有一截虛線標示多留的一天容量。

接著是我沒想過會卡住的環節:卡車。北美沒有一座城市做街邊容器化,所以北美沒有適合紐約住宅區用的自動側裝卡車。他去看過費城港在用的一台,聲音大到他覺得這東西開進住宅街道的想法很荒謬。歐洲的車不能直接進口,排放標準不同。卡車業的專家告訴他,從零設計一台要五年。他們不等五年,於是清潔局跳進一個他進來之前一無所知的領域——卡車設計——十個月做出原型車。做法是拼的:歐洲的側裝車身、Mack 的底盤(和他們現役收運車同一款),再找一家專門讓兩套電子系統互相對話的公司。現在大約二十台在跑,全隊規模兩千三百台左右。

上半是一台收運車的側視拆解圖,車身標歐洲側裝、底盤標 Mack、兩者之間一個小接點標電子對話;下半一條代表全隊規模的長條,最左端只有極細一小段被標示為已上路。

最後一塊是我以為可以照抄的歐洲模式。紐約沒有採用歐洲常見的開放共用容器,理由有兩層。一層是錢:紐約的住宅垃圾收運免費、不限量、沒有資格審查,你放出來他們就來收,Goodman 說這在紐約跟公共圖書館是同一類東西;而商業垃圾得自己付錢給私人清運商,所以街上擺一個免費開放的大桶,商家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垃圾塞進去。另一層是歸屬。他們讀了 1970 年代都市規劃者 Oscar Newman 的《Defensible Space》,書裡的發現是控制了收入與年齡等變項之後,公共住宅的犯罪率還是比市價住宅高,而原因之一在空間設計:許多公共住宅裡有大片區域感覺不屬於任何人,它屬於所有人。清潔局把這個發現搬到清潔度上問:怎麼讓城市的每一塊都屬於某個人?所以大樓的容器是配給那棟樓的,它放在你家門口,因為它是你家的。他要的效果是城市裡沒有一個角落,讓人亂丟、或看別人亂丟時覺得這不是我的事。

左邊多棟灰色建築的箭頭全部指向街上一個開放共用的大桶,桶的周圍散落著垃圾;右邊每棟建築門口各有一個與它同色的容器,一棟對一個,地面乾淨。

兩個數字我放在一起看。2022 年春天那份《Future of Trash》報告說街邊容器化可能吃掉多達十五萬個停車位,而全市約有三百萬個;等他們做下去、進到實作細節,後來那份《Back to the Future of Trash》估到全面鋪開大約三萬個,願意共用容器的大樓愈多還會更少。他也說一開始聽到的反彈多半是假想的——「我猜大家會為停車位生氣」——生氣的人很少。

一條長條代表全市停車位總量,上方標出可行性階段估計的一小段,下方標出實作階段估計更細的一小段,兩段之間一個箭頭指向縮小的方向。

兩個失敗的實驗留在我筆記裡。2018 年清潔局在一個區試了東京與墨西哥城那套,把所有街邊垃圾桶撤光,因為常有人說垃圾桶自己會招來垃圾;結果大家到處亂丟。另一個是巴塞隆納自己的檢討:美國的都市主義者會告訴你巴塞隆納是完美答案,而巴塞隆納的人說他們還有一堆問題,其中一個是車隊換成側裝車換得太徹底,後來發現居民還是偶爾在容器旁邊放一袋散的,沙發還是得有人來搬,只好再回頭買別種車。紐約因此把傳統後裝車留在計畫裡。

還有一段跟卡車和資料都無關,可是我記得最久。清潔局六千五百名清潔隊員(全局約一萬人)有一半的職務傷害是扭傷與拉傷,來自甩垃圾袋;機械化收運對他們的腰和膝蓋是實質的差別。而他說近年明顯增加的傷害是被針扎到,他們推測來自在線上藥局買 GLP-1 的人——針頭附說明書,可是東西從網路藥局寄來,沒人讀,於是想這是垃圾、裝進袋子就會消失。他希望大家記住的是:你的垃圾是一個人用手處理的。我也喜歡他講藝術家 Mierle Laderman Ukeles 在 1980 年代初為清潔局設計的那台側面全是鏡子的收運車,作品叫〈Social Mirror〉,意思是我製造垃圾,我看到垃圾時看到的是我自己。現在他們把它開去遊行,民眾喊它自拍車。Goodman 說它不是自拍車。

擋住一件事五十年的,可能是一層沒人去量的資料

我聽完最常想到的,是另一個場合會出現的同一種誤判。一家公司喊了三年要轉型,報告年年寫,產品線沒動,我們很容易給它一個結論:管理層不想做。這集給我的修正是先去找兩樣東西——他們缺哪一層資料,以及他們要的零件有沒有人在造。紐約的狀況是兩樣都缺,一邊是重量與體積的差距,一邊是那台沒人造的卡車。意願不足這個版本解釋不了為什麼他們做了七萬個街區的體積分析,也解釋不了十個月的原型車。

換到看公司上,我自己會多問一句:他們現在量的東西,跟他們聲稱要做的事對不對得上?一家公司的儀表板上全是某一類數字,而它宣布的新方向要靠另一類數字才能執行,那個差距就是時程會拉長的地方。

左邊一組圓齒形狀標示現在量的東西,右邊一組方齒形狀標示新方向需要的東西,兩組齒形不同、咬不上,中間留下一段空隙標示時程。

第二個帶得走的是那個估計值的修正幅度。十五萬個停車位到三萬個,差了五倍,而兩個數字出自同一個單位。我不會因此說第一個數字造假,它是可行性階段的上限估計;可是這告訴我,一個計畫最早公布的數字和它落地時的數字是兩種東西,而公開討論常常把前者當後者吵了好幾年。下次看到一個新計畫的衝擊估計,我會先問這是哪一個階段的數字。

我還有幾個沒想通的地方,寫出來免得自己以後讀得太篤定。Tracy 在節目最後點的那題我同意:紐約的住宅垃圾不按量計費,所以製造很多垃圾的人等於被製造很少的人補貼,而這是一個政治選擇,節目沒有往下談它要不要改。第二個是 2031 年。Goodman 說承諾已經是能給的最強版本,市議會也支持,可是紐約走年度預算,中間要經過幾任市長和幾次預算週期,而剩下的五十七個區要五年才鋪完。第三個是行為。他自己說希望全面容器化之後再重新評估亂丟的問題,因為一堆垃圾會吸引更多垃圾,等街上不再有成堆的黑袋,才知道剩下的亂丟是什麼性質的。

可以參考的資料

  • 《Odd Lots》2026 年 11 月 9 日那集,本文的來源,主持人 Tracy Alloway 與 Joe Weisenthal,來賓為紐約市清潔局副局長 Joshua Goodman
  • Oscar Newman《Defensible Space》(1972),節目裡說它影響了這次容器配給的設計邏輯
  • 紐約市清潔局《Future of Trash》(2022 年春)與後續的《Back to the Future of Trash》,兩份報告的停車位估計差了五倍
  • 1811 年紐約街道委員會的方格規劃,解釋了這座城市為什麼沒有巷弄
  • Mierle Laderman Ukeles 為清潔局創作的〈Social Mirror〉鏡面收運車
  • 紐約市清潔局的堆肥發放(NYC.gov/getcompost),夏季那一季發出約一千五百萬磅成品堆肥

帶得走的一件事

一個觀念:沒有人擁有的地方,沒有人照顧。Newman 在公共住宅裡找到的是這件事,紐約把每個容器配給單一棟樓,不開放共用,賭的也是這件事。髒亂常常落在歸屬模糊的那幾公尺。

我試過的一個做法是:在家裡或辦公室找一個沒有人擁有的地方——共用冰箱、樓梯間轉角、群組裡那件誰都沒認領的待辦——把它寫下來,旁邊寫一個名字,自己的也行,然後這週照顧它一次。

本文為投資方法論的教育性分享,不構成任何個股買賣建議、不提供目標價、不針對當期標的。投資有風險,任何決策請自行判斷或諮詢合格的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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